大卫童年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趴在八层高的公寓窗口看黑夜中的闪电。后来他的朋友们曾用“黑暗中的行者”来形容他的艺术。大卫1993年死于爱滋病，时年37岁。那时我刚到纽约不久，他的作品和名字很少被介绍，直到他死后6年多，才得以在纽约的新博物馆（NewMuseum）得到一个全面的介绍。
在我着手写这篇介绍时，美国广播公司ABC的20120节目播放了两则专题新闻，从一个侧面为大卫的经历和艺术提供了一个佐证。
6月4日（周六）晚，ABC节目主持人芭芭拉·华特报道了这样两桩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
在克林顿总统的家乡小石城附近，也就是在去年的一桩校园枪案的地点附近，还发生了另一起惊人的谋杀案，一对少年兄弟（14岁和16岁）凌晨埋伏在屋顶上用步枪射杀了虐待他们的生父，这件案子没有被媒体大肆报道，知者甚少，他们将面临一级谋杀和终身监禁的起诉，在访问中，这两名少年表示与其生活在被父亲杀死的恐怖中，不如起而反抗。
第二桩报道是有关香烟公司和政府间打官司的事。随着二者之间愈演愈烈的法律战，处于下层的广大吸烟者成了这场反吸烟官司的真正受害人，烟价翻了几倍，香烟公司和律师们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提价中分利。而这些被委任的私人律师则大都是政府要人的亲戚和有特殊关系的人。
这些怪状也就是大卫毕生所抨击的邪恶和敌人。
在纽约展现的艺术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有冲击力且有思考深度的都极为少见，大卫的艺术可说是这少见中的少见者，他的作品无论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上，在作品的原创性上都是属于最棒的一类。很多介绍都强调了他的特殊个人经历，尤其是他不幸的童年、对爱滋病的抗争等等，但我觉得他的贡献是在一切现象上对本质的认识和探究，对原因的切入和揭露。
大卫最重要的一组绘画“风”、“火”、“水”、“土”对当今世界的存在形式和运转方式都提出了尖锐的看法。在他的笔下土地是焦枯的，上帝是绿色的美元，生活像雪片一样融去，房屋在着火，人在奔逃，生物界弱肉强食，穷国像被宰的牲畜拴在木桩上……
这一切都不是一般美国中产阶级心目中的图景。他在一则“墨西哥日记”中写到：“一群肮脏的少年坐在小城的喷水池边，出售布满尘土的野玫瑰，从路人那里换取一两个分币，在饿极的时候，他们就吮吸尚未卖出的花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大卫的艺术充满了对他人的爱，因而也就对丑恶和不公有更多的愤怒。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物质危机的描绘。自然的透支与浪费，人性中的贪婪和社会中的不公平在他的笔下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
他的另一组作品“当代图腾”在拣来的四棵木桩上分别以“科学的图腾”、“美元的图腾”、“宇宙的图腾”和“越南图腾”为题对战争、金钱、空间的征服和科学研究作出了他的诠释，现代迷信和它们的结果会是怎样。
大卫是一名真正面对美国社会痼疾的勇士，是一个超越个人感受到一种普遍意义的表达者，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十分孤立的。他曾经在作品中写道：“为什么人们不能看到，不能听到，他们只看到我的脸、我的外表，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他无数次感到一种虚空的对垒。
新博物馆这次用“高热”作大卫展览的题名，我想更确切地说是，大卫的艺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高热病状和危险性。他承受了比别人更多的黑暗，他把自己的能量聚集成闪电，希图震醒他人。
大卫1954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红岸镇，他的父亲是一名酒鬼，并经常不在家长达数月之久。大卫有一件作品描述这种童年的无助和孤寂：窗台的一角放着一个小玻璃瓶，瓶中装了一只墨鱼的标本，画面的左下方是一组文字，大卫写道：“我在后园挖土，期望可以挖一个洞到中国去，但我干了一个下午，发现自己甚至没有离开新泽西州一寸。”
恶劣的家庭环境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使大卫在十多岁时就离家出走，成了一名少年流浪汉，16岁他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靠卖淫和乞讨过活，他以这种流浪方式游历了美国的许多州县，到过法国和墨西哥，还在美加接壤处的农场做过工人。
他后来在日记中写到：“我喜欢在人群中消失，当一个匿名者，这是我旅行中能感受到的最佳存在状态。”
他开始用一只朋友偷来转送他的Pennex照相机记录周围的一切。这可以说是他摄影艺术的开始，但是他早期的照片大都没有冲印出来，有的就丢弃在火车站或汽车站的临时行李箱中。大卫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高中未毕业。他的艺术和写作都是自学的结果。
70年代末，大卫基本选定在纽约市活动，住在一些被遗弃的工厂大楼中，有时就露宿街头。后来他遇到一名穷摄影师PeterHeejer，在Peter的鼓励下，大卫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创作。他的第一个成熟的作品是系列摄影“阿尔蒂尔·兰波在纽约”，这个百年前的浪漫“诗人”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纽约的地铁上、四十二街、曼哈顿桥下、波多黎各的街头壁画前面。大卫用纸样剪了一个与真人同大的诗人面具由不同的朋友扮演，有时是自己上场。
大卫是一个很合群的人，他的很多作品是与他人共同创作的，他也为一个乐队作过不少优秀的招贴画和演讲表演。
大卫个人所过的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边缘式的生活，但他的作品从未有半丝半毫的自我哀怜，而是直指社会和文化的弊端，其大胆和准确度都是难得一见的，而且非常形象和艺术化，比如他曾把纽约的帝国大厦比作一枚巨型的针筒（确实很像）。他又写到他的同胞，这个世界上被称为最有力量的人群，是一群只会按照说明书从头到尾做一遍的人，不禁令他从夜梦中吓醒。
大卫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奥林匹亚式的。他的作品是这样地与其他美国艺术不同，没有任何佻达，决无一丝铜臭味，这在20世纪的美国艺术中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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